星期日周刊记者 王娜 编辑整理

　　小说？散文？内心独白？乐评？音乐史？抑或乐理专著？

　　舒曼不仅在音乐中以浪漫主义的瑰丽想象获得了诗人音乐家的称号，在这本音乐文选中，他更自如地运用了自己幼年时就难以掩饰的杰出文学天赋。在这一主要创作于1834至1843年的乐评连缀集中，很多篇章被奇特地冠以虚构署名，分别归于豪放不羁，愤世嫉俗的音乐家弗洛雷斯坦与静穆超脱、忧郁感伤的音乐家尤西比厄斯，使大多数评述得以在复调的声音中展开。弗洛雷斯坦、尤西比厄斯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形象，实则为作家复杂内心世界的两级，他们直接对应舒曼广获美誉的音乐套曲 《狂欢节》（1835）和《大卫盟员舞曲》（1837），皆为舒曼在音乐素描中勾勒出的大卫同盟成员，是一扫音乐界庸俗陈腐气息、回归古典精髓进而革新时代风尚的英雄。

　　在这更接近小说抑或对话录的独特形式下，弗洛雷斯坦与尤西比厄斯这两人的形象是如此立体清晰，所达到的心理真实是如此深刻，以致舒曼这位随时随地苦于纷杂如泉涌的奇思妙想与古怪念头的作曲天才，终将自己一贯体验到的撕扯感与分裂面展现在众人面前，天才固有的自我冲突与神经官能症在独具见地的音乐评论史中映现。

　　在看似散漫随性的文学评述中，舒曼无意勾勒出一条脉络清晰的音乐继承革新史，而舒曼为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等伟大心灵们所作的素描像必将在音乐评论史中历久弥新。

　　I

　　我已经能看到陵墓了，这是我们未来崇敬的对象—一块不错的高石板，顶上有一个里拉琴，以及生卒日期。在它上面是天空，附近还有几棵树。

　　一个希腊雕刻家，探索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纪念碑，建议将阿陀斯山雕刻成他的雕像，一个城市在他的一只手中高高举起。这个想法被谴责为疯狂；我发现它不比这些德国硬币捐款更疯狂。啊，幸福的拿破仑，在大洋的深处安息，你是多么幸运，我们德国人不能用一个纪念碑来迫害你，纪念你与我们战斗并战胜了我们的战斗！你也会以骄傲的记录从坟墓中起来，“马伦戈，越过阿尔卑斯山，辛普伦，巴黎”，陵墓会可耻地倒塌。可怜的贝多芬！你的D小调交响乐以及你的所有优质的痛苦的 （和欢乐的）歌曲—我们不认为它们足够伟大到可以让你没有纪念碑而放过你。我们的敬意无处可逃。

　　尤西比厄斯，我看到你恼怒了，从你高尚心灵的美德，你会高兴地将自己变成石头，成为卡罗维发利的喷泉的雕塑，要是你在委员会中任职。那么我是否永远背负这个不幸，从来没有见到过贝多芬也从来没有将我滚烫的前额放在他的手里—是否我不应该度过我生命的年华，如果？……

　　我慢慢地爬着黑色西班牙大街200号的楼梯。一鼓作气，我踏入了他的房间。他起身，一只狮子，皇冠加冕在他的头上，他的爪子上有碎片。他谈他的苦难。在同一时刻，数千欢乐的人们在他的C小调交响曲神殿的柱子下经过。

　　但是，墙壁就要倒塌；他必须离开。他抱怨他被完全孤独地撇下，理睬他的人很少。

　　在这个时刻，基础建立在谐谑曲的最低音符上；屏息无声；在深不可测的裂口的一根细线使数千颗心悬了起来。细线啪地绷断，高贵的华美建起一道又一道的彩虹。

　　但是我们只是飞快地穿过街道。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和他打招呼……

　　交响乐的最后和弦回响了。公众拍着手，平庸之辈叫喊着：“那是真音乐！”

　　以此方式你们庆祝他的生命！没有人贡献他自己—或她自己—作为他的同伴。像拿破仑一样死去是他的悲剧，没有一个孩子在他的心里，在一个大城市的荒野里。如果你一定要的话，那么给他建立一个纪念碑，也许他赢得了它。但是，当有一天这个石碑翻倒的时候，让歌德的话铭刻在废墟上：

　　只要一个人还活着、忙碌着，

　　冰雹般的石头是奖赏;

　　终于，他死了，离去了，

　　呼吁一点捐助，

　　为纪念他尘世的悲苦，

　　建一座丰碑。

　　世界会以此衡量你自己的归宿，

　　作为感激。

　　更精明的做法，我相信是—

　　一朝遗忘，直到永远。

　　弗洛雷斯坦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故纸堆里回忆某人，那么我提议《大众音乐报》的评论家在1800年 （第151页）写的关于贝多芬文字：“范·贝多芬先生只要停止否认他的真实自我，走自然的路，以他的才能和勤奋，他会给我们很多优秀的器乐作品。”等等。

　　三十七年已经过去了，贝多芬的名字已经像神圣的向日葵一样传播开，而批评家在阁楼上收缩得像一颗没有生命的荨麻。然而，我想见见这个家伙，帮他增加订阅量—可能会使他免于饥饿。

　　伯尼说：“我们将以向上帝建一个雕像而告终。”我说纪念碑是面向前方的废墟（而废墟是面朝后方的纪念碑），对此尚表疑问，更不必提两个或者三个纪念碑。让我们假定威尼斯人妒忌波恩人，并且坚持要竖立他们自己的纪念碑，决定哪一个是正确的会多么有趣！两个城市都声称拥有他。他进入了每一个教会的登记册。莱茵河称自己为他的摇篮，多瑙河（可悲地）为他的坟墓。诗意的倾向偏爱后者；如果仅仅因为它向东流去，消失在伟大的黑海中。其他的人指向美好的莱茵河两岸和威严的北海。接着是莱比锡城，是德国文化的中途港口，作为第一个对贝多芬的作曲感兴趣的城市—这个荣誉给予莱比锡以天堂般快乐的财富。所以，我希望三个……

　　一天晚上，我到莱比锡的墓地去寻找一个伟人的坟墓；我上上下下寻找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坟墓。当我问挖墓人时，他摇头，这个名字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他说：“有很多巴赫。”

　　在回家的路上，我自言自语：“多么富有诗意的注定的机遇！骨灰随着四面的风分散开，我们不应该顾虑会腐朽的尘埃以及普通的死亡的形象。”的确，我更喜欢他在生命全盛期挺直地坐在他的风琴旁的图画，音乐从他的手指和脚下鼓动出来，教堂会众全神贯注地仰视着他，很可能他们中还有几个天使。你，费力克斯·迈瑞提斯，一个具有同等出众才智和品质的人，在风琴上演奏他的一个赞美诗曲调的前奏；原文是“装点你，啊，亲爱的灵魂”。固定旋律装饰着悬挂镀金叶子的花环，充满了激励你忏悔的灵性：“如果生活剥夺了你的希望和信仰，那么这个赞美诗曲调将使你重获它们。”我没有什么可增加的，并且几乎机械地返回了墓地。我感到刺痛，我不能在他的骨灰盒上献上鲜花，我对1750年的莱比锡人失去了尊敬。所以，现在不要驱策我表达我对贝多芬纪念碑的情感。

　　乔纳森

　　人们应该在教堂里踮着脚尖走—但是，你，弗洛雷斯坦，用你的沉重的脚步声冒犯了我。在这个时刻，数百人在聆听我。关于一个德国的问题。德国的最高贵的艺术家，德国的思想和精神的最高代言人—即使让·保罗也不例外—理应受到纪念。他属于我们德国的艺术。席勒的纪念碑已经建筑了许多年了。古腾堡的雕像也刚刚开始动工了。你们都应得到法国人贾宁的嘲笑、伯尼的虐待、傲慢的拜伦勋爵的鞭挞，如果你们让计划搁浅或者漫不经心地推进它。我举着一面镜子在你们眼前。看看你们自己！四个贫穷姐妹很久以前从波希米亚来到莱比锡城。她们演奏了竖琴和歌曲。她们具有才能，但是没有受过教育。一位有成就的音乐家对她们负起了责任，指导她们，将她们变成出色的、幸福的女人。这位音乐家已经去世很久了，只有他的近亲还记着他。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后，四姐妹寄来了一封信，她们住在遥远的地方，提供了足够的钱为她们的老师建一个纪念碑。今天，它立在巴赫的窗下。那些来寻找巴赫的人马上被一座简朴的小塑像所吸引，那是令人感动的关于作者的优秀作为和所应得的感激的记忆。难道整个国家，每一页都教导着伟大的目标和爱国主义，不应该将贝多芬提高得一千多倍的伟大吗？如果我是一个王子，我会将一个帕拉弟奥风格的庙宇献给他。在里面，会有十个雕像。托瓦尔森和丹内克尔不能做所有这些，但是他们能监管其他人完成工作。九个雕塑代表九位缪斯和九部交响曲。克莱奥将是《英雄交响曲》，牧歌之女神是《第四交响曲》，抒情诗的女神是《田园交响曲》，等等，贝多芬自己是阿波罗神。这里是不时地聚集在一起歌唱的德国人。应该有竞赛和节日，他的作品被绝对完美地演奏着。或者，另外一个主意！将一百棵百年老橡树重新栽种在一块平坦的空地上，用它们组成巨大的字母拼写出他的名字来。或者人们可能想象他在一个硕大的框架中，像博罗梅奥在他的马焦雷湖岛上，所以他可以如他一生所做的那样眺望群山。当船经过莱茵河的时候，陌生人问这个巨人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回答：“是贝多芬！”—陌生人会假设那是德国的皇帝。或者，如果有人更喜欢对活着的人有用的东西，就以他的名誉建立一个学院，一个“德国音乐学院”，在这个学院中他的观念会被讲授，按照这个观念，音乐不是被所有的人实践的，如同任何通常的手艺，而是神圣的领域，是由神父所掌管并且保留给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一个诗人的学校，或者更好，一个希腊意义上的音乐学校。总之，继续干，记住，纪念碑将是你们自己的！

　　尤西比厄斯

　　你们的想法没有把握。弗洛雷斯坦是摧毁式的，尤西比厄斯让事情悬置。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们对逝去的备受热爱的英雄们的崇敬和感激。甚至你，弗洛雷斯坦，承认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外在地表现我们的敬意，如果着手开始，另一代将谴责我们的懒惰。在你为整件事情抛掷的大胆的外衣下，可能徘徊着某些卑琐的戒备和贪婪，也许是一种念念不忘的恐惧，担心如果四下里过于轻率地赞美纪念碑，人们会将那些话当真。所以，加入一点力量吧！让每一块德国的国土都有募捐，从手到手地传递，独奏会、音乐会、歌剧演出、教堂音乐，等等。即使在所有主要的音乐活动中征收捐献，也并非不适当。里斯在法兰克福、塞拉徳在奥格斯堡、路德维希·舒伯斯在哥尼斯堡都已经做出了最可敬的开始。所以，让高大的方尖石碑或者某种金字塔形的大建筑物向下一代正式宣布，一个伟人的同时代人珍视他的作品高于一切，足够深切地意识到他们从中所受到的恩惠，并通过非凡的标志来表达这种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