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城镇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的过程是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现阶段我国推进城镇化，应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高效农业的基础上，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高效发展作为城镇经济结构优化的重点。从微观上看，各城镇应根据本地实际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农业投入，注重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宏观上看，应注重将城镇化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加大规划和政策引导力度。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发展适应城镇化需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注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我国幅员辽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条件差别很大。城镇化应适应不同地区的特点有序推进。各地城镇化也不能孤立进行，而应相互支持，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特别是通过财政制度建设，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努力偿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而且加大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搭建基础设施平台。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应建立多渠道融资机制。应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流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同时，应注意避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商业化，以免影响未来城镇经济发展的后劲。建设宜居宜业的城镇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应注重发展小而美的“田园城市”，不应复制大而不方便的既有城市发展模式。
改善城镇公共服务，消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首先，应防止常住外来人口、失地农民不能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半城镇化”。城镇公共服务的提供应平等面向所有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过程也是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应将提升人力资本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通过提供更多教育服务和劳动技能培训服务，帮助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城镇公共服务的提供应高度关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目前，很多地方征地补偿标准偏低，面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大都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政策。应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可以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将土地收益中的一部分纳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为他们提供更有保障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
把城镇化纳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关键是推进体制改革。从财税角度看，应注重以下四点。
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步伐，尽快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从根本上克服营业税重复征税、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弊端。财政资金应在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上发挥作用，如通过财政贴息提高资本参与城镇化的回报率，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有针对性地对民间资本参与的建设领域增加财政配套资金，增强民间资本参与的动力。
加大城镇化的财政投入。城镇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城镇化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而且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作用。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国家财政实力大为增强。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大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城镇化的财政投入，还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建立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社会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资金投入问题，资金使用效益同样重要。只有形成公共服务监督机制，才能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应完善公共服务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布具体收支情况，对公共资源使用情况与供给过程开展监督和检查，防止暗箱操作，保证公共资源合理使用，实现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的形成，还应通过加强政府预算管理来实现。不仅应编制好政府预算，还应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和预算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城镇化应成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载体。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